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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税改或掀国际贸易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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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舒

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推的《减税和就业法案》正式通过后,外界的目光多数被牵引至其能在多大程度拉动美国经济、是否会引发外资回流等问题之上,可事实上,税改或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

工银国际在其最新一期研究报告中就指出,美国税改方案短期内会使得贸易逆差激增、中期推动美国政府主动设立贸易壁垒、长期制造品相对需求萎缩将增加全球贸易冲突的概率。2017年悬在半空尚未落地的“贸易战”或将一触即发。

导火索:逆差激增

按照特朗普的逻辑,税改之后,跨国企业就会考虑把海外资产带回美国境内,然后再将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国,其间产生的利润就将被计算为美国的出口贸易额,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会下降。工银国际报告认为,这一逻辑过于理想,现实是税改带来的利好会拉动消费和投资需求,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短期内美国进口和贸易逆差均将有所攀升,成为“贸易战”的导火索。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报告的判断是有历史依据的。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也进行了税改,结果导致短期内美国进口同比增速从2001年12月的-21.8%攀升至2002年12月的51.5%,贸易逆差也大幅增加,同期增速由-17.5%上升至19.6%。

程实进一步分析说,此次税改的核心是大幅永久性降低企业税、温和调整个税,这些措施一方面会直接增加私人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刺激居民消费;另一方面,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会促使企业产生加大投资的欲望,两方面作用都会加大美国进口需求。

再加上目前全球经济协同复苏的大背景,程实补充道,短期内税改也会进一步刺激美国进口,中、欧、日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顺差有望迅速扩大。

动因:竞争力劣势

还是特朗普的逻辑,税改令美国企业税率回到发达国家的普遍水平,这将提高企业投资回报,对资本流入有积极作用。可是报告指出,税率只是影响企业投资的因素之一,很快特朗普就会发现,税改只是完成了制造业回流的准备,面对美国制造业相对竞争力下降的现实,真正的制造业投资落地还需要依赖于“贸易战”和“货币战”的推动。

具体来说,程实指出,税改引发的资金回流将给美元带来升值压力,这会削弱美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有悖于制造业回流的目标,所以在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经济持续复苏的背景下,特朗普可能会对美国的主要逆差来源国施加货币升值压力,以保持美元相对稳定,甚至略微贬值。

同时,美国制造业的相对竞争力下降也可能是特朗普主动建立贸易壁垒的动因,毕竟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制造业长期受到劳动生产率走低和基础设施老化的制约。从制造业分类来看,美国中高端制造业占比从2008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而同为制造业强国的德国和日本该比重则一直维持在高位甚至持续提升。从相对劳动生产率来看,美国经济研究中心(NBER)的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是美国制造业相对价格走平甚至放缓的主要因素。

因此,程实总结道,尽管特朗普税改有助于资金回流,但这些资金能否转化为制造业投资仍存疑问。事实上,历史数据显示,美国企业所得税下降与私人固定资本形成增长之间存在两到三年的时滞。在此情形下,急不可耐的特朗普通过“贸易战”和“货币战”扭转美国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劣势、拉动对美直接投资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根源:需求萎靡

工银国际报告指出,税改中的个税改革更利好制造品消费倾向较低的富人,可问题是,一旦更多的制造业企业回流至美国国内,相对需求的削弱必将推升制造品出口压力,主动为“美国制造”谋求海外份额或成为贸易战的又一诱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份关于美国个税改革分配效应的研究显示,随着收入增长,美国社会消费支出与初级产品和制造业产品的比重迅速下降,尤其是收入最高的前20分位家庭平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高达75%。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ID.World)的研究则表明,2014年,美国收入前1%成年人的收入份额超过20%,占比约为1980年的2倍,而在欧洲,同期该指标只从10%上升至12%。从美国收入前10%成年人的收入份额来看,2014年该指标已经高达47%,接近收入后50%成年人收入份额的4倍,且其份额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前1%成年人的贡献。

程实直言,在收入差距日益增大的情况下,税改中取消遗产税和“替代性最低限额税”等措施仍然主要涉及高收入群体,这将导致高收入阶层持续受益,而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继续下滑。虽然劳动生产率下降也是制造品相对价格和消费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贫富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日渐侵蚀着制造品需求长期增长的基础。如果收入分化的程度继续加剧,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相对需求的萎缩意味着回流的“美国制造”不得不更多着眼于外向型需求,这也为未来全球制造品供给相对过剩和可能的贸易冲突埋下伏笔。

(编辑:中国商务新闻网 www.comnew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