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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29期:第04版 本期出版日期:2021-01-08

创新机构投巨资,日本力推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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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路 虹

新年伊始,日本拟将在国会上提出并讨论《高度信息通讯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即《IT基本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修订方案。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不仅是与病毒的较量,更是对社会信息化水平高低的考验。总部位于东京的智库亚洲太平洋倡议(Asia Pacific Initiative)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日本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措施的报告。报告显示,疫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数字化水平不高,数字化基础设施陈旧,民众对数字化生活的热情不足。

如,日本普遍采取盖章确认制度的办公和行政系统严重依赖纸质文件。但在疫情期间,因远程办公而无法盖章确认导致办公效率降低,或为了盖章不得不到单位和公司办公,导致社会系统整体运转不畅低效,也带来疫情扩散的风险。

疫情的暴发让日本社会认识到数字化发展对自身安全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性。菅义伟首相自2020年9月上台以来,大力推行数字化改革,其中即包括行政系统的“去印章化”,他将数字改革作为疫情后经济复苏的主要目标。去年11月,日本政府推出“IT基本法”修改案。这是该法自2000年以来的第一次修订。“IT基本法”是推进数字化政府的核心法案,对其修改意味着日本将加速推进数字化进程,并将建立覆盖日本国土全境的通讯基础设施。去年12月初的新经济刺激方案中,菅义伟称确保将1万亿日元用于数字化推行和发展,同时提出日本将引领6G移动通信技术的开发。

在“IT基本法”修改案中,日本提出力争在今年9月创设“数字厅”。“数字厅”将打破数字化管理方面的条块分割,把政府各部门的数字化职能进行整合和优化,统一管理政务相关数字化服务,大幅提高数字服务效率。“数字厅”被定位为民间和官方的数字化指挥塔,将由首相亲自牵头,作为数字化基础的个人编号制度相关管辖权限,将从内阁府和总务省移至数字厅。

其实,前任首相安倍执政期间也同样大力推行数字化,但收效甚微,没有出现中国民众和企业那样热烈迅猛地拥抱数字化进程的趋势,原因或在于日本社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很方便,加上日本人性格中的谨慎特点和社会老龄化关系,通常不喜欢有太大变化,因此对最新技术和服务的态度相对保守。而且,日本人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十分在意,例如,2012年日本国会通过法律实施国民身份证制度,给每一位国民包括在日外国人一个身份编号。但编号卡制度一经推出,立即遭到了民众抵制,因为大家都担心个人隐私被政府控制或被泄露。直到2020年9月,8年期间领取“我的编号卡”的日本人不到40%。由于绝大多数日本人不愿意领取,导致日本难以出现类似支付宝、微信等非现金支付超级应用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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